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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字究竟怎么读

作者:王继如
   来源:光明日报   2007-07-26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名讳中的“恪”字究竟应该读什么音,是kè还是què,已经在报刊上和网络上讨论了好几年了。从去年年底到今年春天,著名学者周汝昌和吴小如先生也都参加了。我以为吴、周两先生的论证有些可以讨论,我也通过这个问题引起了理论上的一些思考。

  首先,我以为这个讨论是很有意思的。它关系到:一、一些有异读的音,应该如何规范;二、语音的演变,应该如何研究;三、语音演变中的特例,应该如何对待;四、从这些问题中,来看语音研究中的根本理论问题。

  陈先生的名讳“寅恪”何所取义?“寅”是其生年,陈先生生于1890年,时为光绪十六年庚寅;“恪”是其辈分,他在义宁陈氏中是“恪”字辈。据说,陈先生的祖父陈宝箴的同科举人陈文凤制定了谱派——“三恪封虞后,良家重海邦。凤飞占远耀,振采复西江”,陈先生的父亲是“三”字辈,名“三立”,陈先生的孩子都是女性,名字中就不用谱派,其侄子陈封可等,是“封”字辈。“三恪封虞后”是有出典的,史书上说:武王克殷,未及下车,就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用这三封,来表示恭敬。“恪”就是恭敬义。据此说来,陈氏的远祖,就是虞舜了。“恪”字本来写作“愙”,宋代的文字学家徐铉说“恪”是其俗体字。“恪”读什么音好?京津地区,大都读què。著名的音韵学家王力先生也是跟着念què的。吴小如先生的文章说:京津一带,《愙斋集古录》便读作“què斋”,所以“恪”读què是有根据的。陈先生本人又是如何读的呢?他自己1940年亲笔书写的致牛津大学的英文信,落款是“TschenYinkoh”(《陈寅恪集·书信集》223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显然,这是据“恪”为苦各切的音拼写的(“恪”只有这一个反切,在历史上它不是多音字),所以还保存了入声尾h。据此是难以断定陈先生是如何将此字折合成国语的(国语中没有入声,也没有ko这个音节)。陈先生对这个字的国语读法,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读kè,据说,清华图书馆元老毕树棠先生曾经问过陈先生,陈先生告诉他“恪”应读ke,他又问“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另一个版本是读què,据说,陈先生本人就说过此字读què(传说而已,羌无实证),所以他的夫人、女儿、助手、学生都如是读。这些都是口耳相传的说法,叫人莫衷一是了。

  “恪”究竟应该读什么音。这关系到g/k/h受后面的高元音的影响而读成j/q/x的问题,也就是颚化问题。这个颚化,明朝时已经显示出来了。迄今为止,其基本规律已经非常明白了,就是:四等(除蟹摄合口外,如“桂”字)必颚化;三等开口必颚化(如“九”字),合口则存在两种状况(如“去”颚化,“鬼”不颚化);二等开口大都(不是全部)颚化,而方言中却常常不颚化,两种状况的存在相当普遍,二等合口不颚化;一等则不颚化。

  “恪”是一等字,不颚化,据其反切折合成今天的音是kè,而北京话在“恪守”这个词里也都读kè。汉字读音的规范,是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同时也考虑到反切折合成今音的规律。两者如果不一致,自然以北京音为准,这自然限于北京话中常见的字。按照这个办法,将“恪”的读音规范为kè是恰当的。

  认为应该读què的大都据二等字来证明,这样的论据是不能证明其论点的。很多人都喜欢用“确”字来证明“恪”可以读què,这是有问题的。“确”字是胡觉切,二等字,常组成“硗确”一词表示土地多石而贫瘠,现在用作“確”的简体字,而“確”本身是苦觉切,同样是二等字。所以“確”在方言中会读为“ko”或“ka(均为入声),而普通话中读为“què”,这是二等开口字的颚化,不可以用来证明一等字必然颚化。周汝昌先生文章中所举的例子中,“客”、“嵌”都是二等开口字,按语音演变规律,多数是颚化的,但是也不是全部都颚化。如“客”字,周先生文中说其家中的保姆读qiè,我所知道的,还有山东德州、内蒙古的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市都念qiè,这不能说违背规律。但北京话仍念kè,所以规范的读音是kè。“嵌”虽然也有不少方言读kàn,但也只能根据北京音读qiàn。周先生的文章较别人不同的是还举了三四等的字,这就更不能说明问题了。如“去”是三等合口,北京话中是颚化了的。清代八旗人念作kè,今延安人也如此念,京剧《法门寺》的道白也如此念,这样的读法还有很多地方,如南京、江淮等地。这只能说明该地保留一种老的读音。而京剧本来就要求分尖团,用这样的读音是正常不过的了。但这些都不能改变qù为标准音的读法。“契丹”之“契”,是四等字。俄语中“契丹”对音为kitai并用来称中国,只能说明当时俄国人听到的这个字的音是未曾颚化的,其声母是k,不见得当时它也可以以q为声母。它后来颚化了才读为qì的。不同地域、不同时代,同一个字有不同的读音,这些不同是源于同一反切的分化呢,还是本来就有不同的反切?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宝贵的语言材料。但是,不宜作为同一个平面来看待。

  同一个字,同样的反切,在今天的不同方言区会有不同的读音。这种状况,音韵学上一般是不叫做“一音之转”的。我们说的一音之转,指的是两个不同的字,它们之间声韵有转变的关系,而意义上也有相近相通之处。周先生文章中所说的“可正是”如果确实可以将“可”读为“恰”的话,那就是一音之转。而且,“可”是一等字,这样说来一等字也就可以颚化了。

  可惜的是,周文所举的这个例子,是成问题的。“可,犹恰也。”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一已经说过。所举最早的例子有李白的《古风》“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西厢记》“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是其第三例。周文所说实承张相。不过,张相可要审慎得多了,他只是说“可”可以训为“恰”,并没有说“可”可以读成“恰”。想想吧,在唐代,“恰”有收音“p”,是咸摄二等字,“可”是个开音节,是果摄一等字。你要说“可”能读成“恰”,要花多少力气拐弯抹角去寻路径呀!用这个无法得到实证的例子,怎么能证明一等字也可以颚化呢?说一音之转,那必须有相当多的证据。不可不谨慎。

  据上说述,“恪”在京津地区,既读kè,又读què,实在是一种特例。为什么可以读què呢?我根据吴先生文章提供的线索,做了点猜想。吴先生说“愙”字京津读为què。此字同样是苦各切,本来也是一等字;但字从“客”得声,而“客”是个二等字,京津地区也许就依此作为二等字来读吧?而“恪”既是其俗体字,自然也就可以读作què了。《集韵》中从“愙”字孳乳出一个“愘”字,有丘驾切的音,也是个二等字。据丘驾切折合成今天的读音,就是qià了。吴先生说听讲吴语的人将“恪”读成qia,其原因可能就在此。

  至此,我认为,“恪”在现在这个历史阶段,规范的读音应该仍为kè,读què则是其变音,不可以为典要。但是,如果颚化还在继续进行,继续扩大,也不排斥将来某一天,会将què作为其规范音。

  只有一个反切的“恪”字,在京津一带却歧为两读,实在是非常有意思的语言事实。这个事实,对原来的从西方引进的新语法学派的音韵理论提出了挑战。这种理论认为,语音规律是无例外的,符合音变条件的词,会同时发生同一变化,出现“聚族而居”的状态。鉴于这种理论和语言实际的龃龉,旅美华人学者王士元先生经过多年的研究,提出“词汇扩散理论”来纠正它的缺陷。“词汇扩散理论”认为:读音的变化,并不是所有符合音变条件的字同时发生同一变化,而是在时间推移中逐个变化的。只要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就可以观察到不规整的现象,即所有应该变化的字中,有已变的,有未变的。而率先变化的,是那些使用频率较低的字,其原因是它的音韵位置没有使用频率高的字来得明确。

  用这个理论来看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就会看得更加清楚些。汉语的颚化过程,也许迄今并未完成,其迹象如:上面所说的二等开口颚化的不规整状态,其典型的如”客”在有些地方读qiè;二等合口本不颚化,而河南灵宝虢镇将“虢”念作jué,颚化了(友人马汉鹏说,他曾在该地工作多年);三等合口变化的不规整状况,吴语中也如是,“龟”、“鬼”、“跪”、“柜”、“贵”颚化了,而“归”、“轨”、“亏”等不颚化。四等蟹摄合口是不颚化的,如“桂”字,但在温州话中却颚化了,念jù(温州大学马贝加教授说)。

  这个颚化过程,迄今基本上没有涉及一等字。一等字有颚化的又音的,今天我所知只有“恪(愙)”字,其所以颚化,究其原因,就是在口语中使用频率不高,其音韵位置又不太明确,虽然反切音是一等,而“愙”的从“客”得声,“客”却是二等,而从“愙”字孳乳出来的“愘”又是二等,清代惠栋的《春秋左传补注》卷四就说“三恪”在魏封孔羡碑又作“愘”,有这两个原因,就让它率先产生颚化的又读què了。“恪”的正读和又读在京津地区同时并存,很是有趣。

回头再看陈先生对他的名字中的“恪”的读音处理,以为正读是kè,而又不去纠正què音,这正显示了智者的眼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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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2007-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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