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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周大平  张乐  彭友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普通话“攻城掠地”,大行其道,而流行方言的空间则受到挤压。“保卫方言”与“推广普通话”的呼声似乎都有道理……
   
    “方言热”四处升温

    “我去杭州话培训班了。”21岁的浙江大学学生高莹用地道的杭州话跟她母亲打了个招呼后,就走出了家门。高莹参加的“杭州话培训班”是由当地的一家都市报组织的。与她一起自愿报名学习的,还有另外200多人。
  尽管高莹拥有地地道道的杭州“土著”身份,就读的也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但高莹对杭州方言的不少发音和表述方式依然不甚了解。培训班让她对家乡方言有了更深的了解和兴趣。现在她决定好好研究这门融北方官话与当地土语于一体的语言,“因为这里面能找到许多普通话里没有的乐趣”,这位女孩说,“也许我的毕业论文会写它。”
  主讲老师刘丽娟说,这个完全公益性质的培训班吸引了包括公务员、教师、医生在内的众多学员,开办3期以来,培训了800多名有兴趣者。
  “是杭州电视台的《阿六头说新闻》吸引了我,”来自广东的梁女士也是学员之一,她觉得这个用杭州方言播报的新闻节目非常好听,而且风趣幽默。“只能听到普通话的城市缺少特色和乐趣”,梁说,“我在这里能找到‘新市民’的归属感。”
  比之梁的闲情逸致,在距杭州200公里的上海,蒋烨则看到了方言给他带来的直接益处。“方言帮助我开展业务,使我在这里如鱼得水。”这个在上海的邮票行业摸爬滚打了6年的重庆小伙子,如今能操一口地道的上海方言,“不会吃亏,还能与上海人笼络感情。”    蒋烨的观点得到不少人的支持:早在2002年,上海滩出现了首个“沪语培训班”,学员们描述开课时的情形说,“爆满,窗台上全是人。”组织者课后统计,这些热心沪语的学员并非都是普通意义上的“外地人”,来自海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占到了20%。同样,在南京、广州、宁波、成都、北京等地,方言培训班也是格外兴盛。
    与此同时,以说方言为特色的节目也成为地方电视台的“票房冠军”。
  “杭州电视台西湖明珠频道的《阿六头说新闻》创造了收视率神话”,杭州当地媒体称:根据AC尼尔森的数据显示,开播第一周,栏目的收视率为1.9%,两个月内蹿到榜首,如今收视率基本稳定在10%~12%。同样在这个休闲城市,一个电视新闻节目收视率基本上只能保持在2%左右。
  该节目策划人之一、西湖明珠频道副总监张建民表示:《阿六头说新闻》的成功得益于对受众市场抢占先机的判别力、节目内容的贴近性乃至整体包装上的亲和力等多种因素。“方言说新闻这种形式有别于传统的正襟危坐的普通话播报方式,大胆地把表演、说唱等多种艺术手段运用于新闻播报。”他认为,是方言放大了栏目的亲和力。  类似的还有绍兴电视台的《师爷说新闻》,由绍兴说唱界知名人士担纲,用方言带给观众风趣、幽默的新闻信息;浙江电视台钱江都市频道的《家在天堂》,每晚9点用方言情景剧的方式将新闻事件演给百姓看;扬州电视台的《新闻评话》采用当地传统曲艺的形式讲述新闻故事,2005年1月1日开播以来,节目的收视率一直稳定在7%~9%之间,最高时超过了10%。

  抢救和保护方言

    流传了千百年的方言,尽管在语音、词汇、语法上与现行标准普通话的差异十分明显,但作为一些特定区域的文化载体却有着极强的传承力,在东南沿海的客家地区甚至延续着“宁卖祖宗田,不改祖宗言”的说法。
  语言学家也承认,方言词汇中那种浓浓的“味道”,是用普通话翻译不出来的。近年来广东、成都、重庆等地播放的方言电视剧创下很高的收视率,正说明了方言所蕴含的独特生命力,更加贴近当地民众的真实生活。北师大已故教授俞敏先生曾说过:“口语(即方言)里的每一个词,学的时候都伴随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引起强烈的联想,而书上抄来的词(即普通话)缺这些个。”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认为,尽管从电视节目的火爆程度看,方言似乎在“中兴”,但事实上,随着普通话的“攻城掠地”,方言依然时刻“濒危”。不少热心人士为此大声疾呼,要求抢救和保护方言。
  2004年,杭州市政协委员毛海涛提案《保护杭州方言,防止历史文化名城内涵缺失》。
  “杭州方言是北方官话和地方俚语完美结合的产物。当所有的城市都说同一种语言时,那么每个城市独有的吸引力就减弱了。”毛谈及提案初衷时说。杭州方言的形成与历史密切相关,如果没有南宋迁都杭州,杭州方言就不会带有如此鲜明的北方官话色彩。“如果有一天杭州话彻底消失了,那么杭州作为南宋都城的这段历史也将随之消淡。”
  无独有偶,2004年上海市“两会”期间,上海沪剧院副院长、市政协委员马莉莉也提交了《保护本土文化之一:沪语的规范与推行》的提案。提案指出:方言具有独特的人文价值,应该加以保护。作为对委员提案的认可和回应,上海市教委今年启动了“上海方言保护性调查研究课题”,通过建立上海话语音档案,把上海话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如有可能,还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组织专家编制上海方言地图、《上海话标准音正音字表》、《当前上海话实用词典》等。目前,该课题已被列入《2005年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要点》。而从2005年9月开始使用的上海市初中预备班语文拓展课程教材中,也首次收录了上海地方方言。媒体援引有关人士的话称,此举有助于让上海学生了解上海方言的悠久历史。
  在粤语占据相对优势的广东,广州市人大代表尹捷亦有同感。她认为,作为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载体,粤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值得大家去保护和传承。因此,今年的“两会”上,她提出了“举办‘粤语文化节’的提案”。
  教育部的权威人士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保护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一向是国家推广普通话的重要原则。据一位在汕头供职多年的干部介绍,当地归侨基本上是“与家乡人讲方言,与外地人讲普通话,与外国人讲英语”,见到家乡人说说方言确实有一种同根同源的亲切感,当然也有有意维护“故乡情结”之意。但他又认为,如果不分场合与对象刻意保护方言,就可能在心态上形成一种“方言优越感”。特别是在国内一些有上百万流动人口的经济发达城市,如果以方言昭示这种优越感,甚至故意捉弄不懂方言的外地人,也会导致外地人的反感,不利于交流沟通。

  不学普通话难以走天下

  普通话是国家法定的公用语言。在正规场合说普通话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与保护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并不冲突。出于适应交流的需要,如今许多香港、澳门人都在积极学说普通话,同时也没有妨碍他们在非正规场合讲方言。用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教授付程的话说,只有越规范的语言,自由度才越大,传播范围才越广。 
    “文明素养首先是靠用普通话表达和交流被人认识的。”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普通话推广处调研员郝阿庆这样说。在一个市场化的知识共享的环境中,学会与不同人群、用不同方式沟通,将成为每个人立足于社会的先决条件。这种沟通的最直接因素,就是学会使用普通话。
  “喂,有电话啦,是我呀”,这个吐字标准、发音稚嫩、极具个性化的彩铃声,竟出自坐在记者对面的云南楚雄市子午镇法邑村段再朝腰间的手机。这位年近花甲的村支书介绍,当初村里自编自演的一个名为《搞不懂》的小品,改变了全村人不会说、不爱学普通话的习惯。小品讲的是外省某商贸公司一个收购员到村里收购羊皮的故事,由于说不了普通话,村民方言的“羊皮”发音成了“鸭皮”,还把人家公司名称“华美”发音成了“发霉”,结果一笔大生意就这样泡了汤。村民们在会心的笑声中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竟与会不会说普通话如此息息相关,这是全村学说普通话的最大动因。
  紫溪镇前进初级中学校长杨继聪,也不厌其烦地用一个曾发生在该校的真实故事教育一届届的学生学好普通话。几年前,一名学生辍学后私自搭火车到新疆摘棉花,由于不会说也听不懂普通话,干了两个月一分工钱也没拿到,只能一路乞讨返回家乡。杨继聪说,其实这只是前些年各乡镇零星到外省打工村民受骗上当中的一例。外省一些地方存在语言歧视的信息传开来,有的乡镇不会说普通话的村民就不敢再外出打工了。他们即使到公路边叫卖自己生产的水果蔬菜,南来北往的驾驶员也都愿意与会讲普通话的村民做交易,更不要说附近大型国企招工都有“会用普通话交流”的要求了。杨继聪把这些身边事归纳出“不学普通话,难以走天下”的道理,对学生的启发还是相当大的。
  从政府组织的劳务输出到村民们在当地交易农产品,只要说好普通话就能得到实惠,学说普通话便成为村民们发自内心的一种追求。尽管他们开始学说时免不了生硬,不如方言说得流利上口,他们也总是耐心地请村小的老师帮忙纠正自己的发音不准、语调不和谐、用词不当等问题。如今,法邑村已实现了男女老少与外界无障碍的语言交流。率先垂范的村支书段再朝向记者透露,他的普通话水平主要是通过天天模仿无线广播的发音,以及受正在上幼儿园的小孙女的随时纠正才“天天向上”的。
  学界曾普遍认为,推广普通话的难点在乡村,因为乡村保留着比较多的古汉语,而普通话历来在村民心中属于场面上的“官话”,谁蹩脚地学说几句“官话”就会被嘲笑是“拿腔拿调”。如今,这种认识受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巨大冲击。一桩桩发生在邻里间的“会讲普通话好赚钱”的切身经历,大大激发了村民学说普通话的积极性。就像在北京的秀水街服装市场,来自各地的商户们主动学习说外语一样。  然而不一样的是,在学说普通话的过程中,村民们日常交谈的措词不知不觉地变得严谨了,语调也不知不觉地变得舒缓起来。子午镇党委副书记张林颖在仔细描述这个变化后说,我问过不少村民:“现在大家都说普通话,村里吵架骂街的为什么没有了?”他们回答:“因为我们不知道普通话里有什么粗俗的脏话可拿来用。”
  
    方言与普通话各有分工

  以上海为中心的16座长三角城市聚集了近3000万外来人口,包括60多万台湾与港澳同胞、归国华侨以及数十万名外国驻华使节、外国公司驻华代表及工作人员。在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同时,许多外来者也在努力学习上海话。
  在与上海发展水平相近的珠三角和北京,方言同样强势。早先,粤语只局限在粤港地区使用,后来,广东、深圳得改革开放之先,经济腾飞,粤语因此得以在当地“力压”普通话,并迅速走红大江南北。在北京,人们很难听到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基本上都是儿化音的“京腔”。不用多久,外来者们就会卷着舌头说上几句。
  “这与当地经济文化高度发展有关。”上海大学语言研究中心主任钱乃荣认为,经济发达,吸引众多移民群体,需要统一的语言交流;而移民文化的集聚与碰撞,又促进了当地经济的更加发达,同时带动了当地文化(包括方言)的兴盛与外溢,这恐怕就是语言学的辩证法和兴衰规律。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城市,就是温州。被称为“东方犹太人”的温州商人们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抱团”。无论是流传已久的“炒房团”“炒煤团”,还是在世界各地做着各种生意的他们,基本上是集体行动:一人说行,亿万砸入;一人反对,全军撤退。
  “识别对方是不是‘自己人’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方言。”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冯钢教授说,如果不是温州人,不懂当地方言,将很难融入他们的圈子,更遑论取得信任和左右局势。
  与发达地区方言“大行其道”相反,中西部地区却对普通话表现出了“情有独钟”。在湖南、贵州、云南、江西等地,越来越多的当地人把方言锁进记忆的柜子,转向能与八方来客畅谈的普通话。浙江省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理事长王新敏认为,不同地区对普通话和方言的选择不同,但有规律可循。一般而言,欠发达地区将推广普通话作为首要任务,而发达地区却在普通话普及程度较高的前提下,开始关注和呼吁方言的复兴。内在原因只有一个:经济强势导致了文化传播的强势,而经济弱势地区则首先以追随强势地区为第一任务。“对于亟盼登上经济快车的内陆地区而言,不能紧跟时代步伐的方言,将成为其融入大环境的掣肘。”一位在粤创业的皖籍企业家如是分析。
    王新敏给方言与普通话进行了“分工”:在教育、宣传、公务活动和公共交际中必须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这是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并非歧视方言,更不是消灭方言;方言是汉语的地方变体,是局部地区人民群众的交际工具,可以为普通话起一定的补充作用,比如方言可以为不会讲普通话的老年人和偏远地区群众的沟通服务,在日常生活中发挥增进亲情乡情的作用,在艺术领域中发挥繁荣民俗文化的作用。“把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对立起来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语言学专家钱乃荣教授也认为,在东部沿海地区,人们的文化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应该在学习普通话的同时学说方言,而在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地方,其首要任务则是推广普通话。





来源:--
[上传时间:2006-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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