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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字的史源与时运


来源:文史知识·2008年第9期   作者:眸 


 

简化是汉字乃至世界文字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简化字运动自清末起历50余载,终在新中国结出硕果。但简化字成为正式文字以来,却聚讼纷纭,褒贬各呈。本文试图客观描述文字及简化字的历史,简要分析简化字的若干问题,以便读者对有关简化字的褒贬纷讼形成独自判断。

 

一、文字发展的简化方向


    古人曾用绳结、图画等帮助记事与交际。文字脱胎于记事图画,当每幅图画固定表达特定的语言单位时,图画便质变为文字。古埃及之圣书文字、苏美尔之钉头文字和中国古文字,许多字都似其所指实物的示意图。图画再简也重“像”,文字再繁也重形。古文字虽然带有深深的记事图画的象形印记,但是进入文字符号系统之后,相互矛盾又相辅相成的“形”与“像”,其主导因素已经是形而不是像。重像者相对繁,重形者相对简。古文字的象形性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磨损消减,当嬗变为拼音文字时,象形因素差不多已消损殆尽。

简化是世界文字发展的大趋势。且不说圣书文字、钉头文字在当年古黎巴嫩一带的闪米特人手里质变为拼音文字,闪米特文字是当今绝大多数拼音文字的祖先,是对古文字的彻底简化。就说汉字。甲骨文、金文和小篆的成字方式是刻画铸造,只有隶书之后才书写成字。汉字由小篆发展为隶书学界称为“隶变”。隶变及其以后的楷书、行书,彻底打破了汉字的“图画”性质,逐渐建立起今汉字的笔画系统和结构系统。圆 “日”成方形,“月”牙合不拢,“水”仅剩三滴(氵),“火”焰作四点(灬),彻底符号化了。在隶变过程中,汉字发生了诸多讹变,或一个形体变为不同写法,或不同写法变为一个形体,偏旁部件大量混同。今天所讲象形、会意之理据,其实都是在汉字发生大量讹变和符号化基础上的再创造。即使现在的“繁体字”,也是古汉字简化讹变的结果,与古迥异。

历史上汉字对周边影响巨大,有直接采用汉字者,有仿汉字而造新字者。譬如东邻日本用汉字,简化不少,如他们称为“略字”的“価(價)、沢(澤)、庁(廳)、気、(氣)、図(圖)”等;还改造汉字形成平假名和片假名,改造办法多是简化。据统计,日本《当用汉字表》有略字131个,与中国简化字同者53个,似者9个。

当然,简化是总体发展趋势,个别汉字在发展中也有繁化现象,如“采”繁化为“採”,“从”繁化为“從”,“个”繁化为“箇、個”,“禽”繁化为“擒”,“网”繁化为“網”等。这就是说,有些简化字比繁体字更古老。

 

二、汉字之存废


    西学东渐,国人看到了西方的拼音文字。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迫使国人寻救亡保种之道。千年帝国衰败之因,先辈从不同方面探究,其中一批将之归结为教育不盛,又将教育不盛之因归结到汉字繁难。梁启超1896年《沈氏音书序》:“国恶乎强?民智斯国强矣!民恶乎智?尽天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劳乃宣1908年《进呈〈简字谱录〉折》:“是故今日欲救中国,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识之字不可;欲为易识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这批先哲的看法是,故欲富国强民必有易识之字,制“切音字”以辅汉字或以废汉字,其主张其行动于清末之时蓬勃兴动,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切音字运动”。

切音字基本是依据汉语音韵设计的拼音文字,字形有的像日文之假名,有的用简单汉字如同后来之注音符号,有的是速记甚或数码性质的。切音字没有能够代替汉字,但是切音字运动的影响着实不小:民国初年产生了注音符号;1926年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瞿秋白等北方拉丁化方案在延安解放区曾作正式文字使用。这些又对1958年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发生了重大影响。

《汉语拼音方案》在推广普通话、帮助学习汉字、编排与检索信息、帮助创制与改进少数民族文字、帮助盲文和手语等的设计、编制各种代码、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被国际标准化组织确定为用罗马字母拼写中文的国际标准。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汉语拼音在计算机语言输入、语料库建设、网络信息交换等方面,作用巨大。汉语拼音不是文字方案,但是极大地帮助汉字发挥作用,特别是在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大显身手,是当下语文生活须臾不可离开的语文工具。

汉字拼音化的声音,经百年呼号已较微弱,汉字存废之争亦远不如上世纪激烈。汉字能否万寿无疆,不便盲断,但是近期不会衰亡却是不争之实。应顺便指出,现在有不少人忽视汉语拼音的作用,甚至把汉语拼音同“汉字拼音化”等而同视,实非明智之举。

 

三、简化字运动


    切音字运动不仅影响了拼音文字或拼音方案的设计,而且也启轫了汉字简化。简化字早年曾称俗体字、简体字、手头字、简易字、简字等,简化汉字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减少字数、简化笔画以便教育。下面是简化字运动的大事表:

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首论《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

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发文力倡简体字。

1922年,钱玄同、黎锦熙、杨树达、陆基等在国语统一筹备会提出《简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

1928年,胡怀琛出版《简易字说》,收简易字300多个。

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刘复、李家瑞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表》,该表是千年来简体字发展之集结。

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出版《国音常用字汇》,中有不少简体字。

193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通过钱玄同《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中国图书馆服务社出版杜定友《简字标准字表》,收简字353个。徐则敏在《论语半月刊》发表《550俗字表》。

1935年2月,上海组织手头字推行会,选定第一批推行的手头字300个。上海文化界200人及《太白》、《世界知识》、《译文》等15家杂志社共同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该《缘起》说:“我们日常有许多便当的字,手头上大家都这么写,可是书本上并不那么印。认一个字须得认两种以上的形体,何等不便。现在我们主张把手头字用到印刷上去,省掉读书人记忆几种字体的麻烦,使得文字比较容易识,容易写,更能普及到大众。”

1935年6月,钱玄同主编了《简体字谱》,收字2400个。

1935年8月,经蒋介石阅批,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324个,是从钱玄同《简体字谱》中圈选的。

1936年2月,国民政府下令“不必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不到半年被废,据说是戴季陶在某会议上当众下跪,为汉字请命,称简体字毁灭中华文化。(1949年之后,台湾不断有简化汉字之议,但无果而终。)

1936年10月,容庚《简体字典》出版,收字4445个,多本自草书。同年11月,陈光尧《常用简字表》出版,收字3150个,约一半来自草书,一半来自俗体。

1937年,北平研究所字体研究会发表《简体字表》第一表,收字1700个。

1951年,遵循“述而不作”的精神从社会选定简体字,编成《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555个。

1952年拟出《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一稿,收字700个。

1953年11月,拟出《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二稿,收字338个。

1954年2月,拟订《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三稿,收字1634个。

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讨论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草案》。此前,拟定的《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经文字学家、语文教师、部队文教工作者约20万人讨论。

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通过《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该汉字简化方案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收不能作简化偏旁用的简化字230个;第二部分收可作简化偏旁用的简化字285个;第三部分收用于简化的偏旁54个。先公布使用,然后正式分批推行。

1964年3月,《简化字总表》发布,共收简化字2235个。

1977年12月,发布《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简称“二简”)。其中第一表248字在报刊和中小学教材中试用。

1978年5月,中小学教材停止试用。7月到8月,全国报刊先后停止试用。但“二简”的修订工作一直未停。

1986年6月24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语委《关于废除〈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指出“今后,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二简”的修订工作也正式停止。

1986年10月10日,对1964年《简化字总表》略作调整,重新发布,使用至今。

此外,简化字也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华人社区中的规范用字。联合国组织的中文文本使用简化字,国际汉语教学近些年来也多用简化字,香港、澳门、台湾不少人手头上写简化字,并学习简化字,阅读简化字书籍。

显然,简化字也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许多简化字有着悠久的历史,将简化字作为正字的讨论与实践也历经百年。应该说简化字是我们民族的历史选择,是国际社会的选择,也是当今世界上许多汉语学习者的选择。

 

四、简繁之争讼


    海内外有关简化字的文墨官司,林林总总,无外三端:一曰简化字割断文化;二曰许多简化字简得无理据或不美观;三曰简化字转换成繁体字常出错误。故而提出废简归繁,或是对简化字进行“修缮”。

说简化字割断文化,这顶“高帽子”戴得实在高了点。传统文献用的是历史字体,不识繁体字的确影响到古书阅读,但认识繁体字并非能顺利阅读。古书用字较为混乱,异体错讹不少,阅读起来需要许多古文字知识,更需要专家的校勘整理。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在词汇、语法、篇章等方面都有不同于现代汉语的特点,有多种特定的表达习惯,有今人不熟悉的人文掌故、风物制度等等,这更不是字层面的问题。此外,文化传承还牵涉到文化认同等更深层次的问题。只识简化字当然读不懂古书,有碍文化的传承,但并不见得就不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繁体字并不见得就能读懂古书,并不见得就喜欢中国传统文化。20世纪初批判传统文化者,21世纪初要去“中国化”者,都是使用繁体字者,可为例证。

“亲(親)人不相见,爱(愛)人没有心”,几乎成了贬责简化字的“口头禅”。若依此理,“泪、尘、从”就应颂扬,眼水为“泪”,小土为“尘”,二人相随为“从”,比“淚、塵、從”字简义明。若依此理,许多字都有问题,比如:今人皆知主管思维与情感者是大脑而非心脏。那么,从“心(忄)”的字都得变,“有心也不能爱”;现代造“桥”,多用水泥、钢铁,木桥、石桥(礄?)已经较少,要不要将“桥”之“木”旁换成“钅”旁什么的?

从书法美学的角度看,有些简化字写起来不那么好看,如“广(廣)、厂(厰)、气(氣)、声(聲)”。汉字讲求书写之美,有些简化字的确在书写上不易布局,有失衡之憾。但是这种字并不多见,且不只是在简化字中才存在,例如:“广、厂”都是古字,读ān,同“庵”,多用于人名;“卜、孑、孓、彳、亍”等字古已有之;“氕、乒、乓”等字在简化字之前就造了出来。

简繁转换出错,主要导因于“一简对多繁”现象。简化字为精简字数,曾将多字合用为一,如:發、髮→发,干、乾、幹→干,后、後→后,面、麵→面,松、鬆→松。这些字多呈互补分布,合用一字在现代汉语系统中绝大多数不会歧解,少数可能会产生歧义,但是这种歧义多因词语问题造成,比如“白面(麵)”和“白面书生”、“生发(發)(义为‘滋生发展’)”和“生发(髮)油”。简繁转换出错,多数是因为人们缺乏基本的繁体字常识;机器自动转换闹笑话,是机器还不够“聪明”,不会结合上下文选取合适的字。研究表明引入上下文概念之后,自动转换的差错率会大大降低。换个视角看,现在港台地区的繁体字也有“一对多”的现象,比如“著”表示“着”和“著”,港台地区不作区分,简化字将其一分为二,无论是在读音还是在相关词语分辨上都有所便。

文字的本质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评价文字系统的优劣主要看其能否适应它所记录的语言。汉字至今不废,说明汉字可以胜任记录汉语的任务,可以适应当今语言技术环境。1950年之前的汉字使用,相当不规范。而简化汉字工作不仅进行了汉字简化,更重要的是进行了汉字的整理,带来了汉字系统的规范。其作用不只是在历史上为全民的文化教育做出了贡献,更保证了汉字能够适应信息时代的应用。当然,简化字并不完美,可商榷处一定会有。关键在于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简化字的“毛病”,而是汉字隶变之后的“通病”。台湾地区现今使用的繁体字也是经过整理的,不完全是1950年之前的用字面貌。

上面是学理层面的讨论,就技术层面看,“废简归繁”不具有可行性:其一,十几亿使用简化字的人民都要经过一段文化断裂,改变书写习惯和阅读习惯,甚至牵涉到语言使用习惯。其二,50年来,用简化字出版的印刷物汗牛充栋,大量的影视字幕,机关单位、道路街市的标识用字、商品标牌用字、姓名用字等等都需更改。而这些都已经是中国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撑着中国的文化发展和经济建设。其三,计算机网络时代,要求汉字标准化,标准化的前提是保持相对稳定。如果废简归繁,或是再“修缮”简化字,已制定的汉字标准要重定、计算机字库及各种信息设备要更换,各种输入方法要重新设计和学习。特别是资源库建设是信息时代重要的工程,若文字字形改变,50余年的文字资源都须进行字形转换,这需要较长的时间和大量的资财。其四,汉字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海外使用简化字的社区和简化字学习者,都会遇到上述困难,都需解决上述问题。

诚然,一个民族使用着有简繁差异的文字,必非好事。但是,当前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废简归繁”或是“以简统繁”都不现实。简繁汉字都是民族之瑰宝,应当珍爱。简繁汉字属于同一文种,其间的差异或许有人为放大的成分。简化字社区的人能读繁体读物者不少,包括年轻人;繁体字社区的人笔头上也常写简化字(或称“简体字”),特别是年长者认识简体字者更多,因为简体字就来自手头,当年他们曾受到简字运动的较大影响。当前可行之策是注重简繁沟通。应认真研究简化字社区的人认识繁体字、掌握应有的繁体字知识、培养繁体字专才的问题。繁体字社区的人也应鼓励认识简化字。信息技术界应开发高质量的软件,提高简繁文本的转换质量。在文字态度上,两个社区要相互尊重,多点宽容。在各自进行文字整理时不要人为地扩大差异,尽量往接近的方向走,以便为子孙后代留下文字统一的空间。



来源:
[上传时间:2008-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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